前言
本文所有信息属于随笔性质，没有经过深刻的审视、反思与论证，以至于很多是情绪化的文字。
但我认为，即使是情绪化的文字也是我灵光一闪的思考结果，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也应当在我的博客中占有一席之地，故将这些文字保留下来，以便日后审视。
一 人是很矛盾的动物
人是很矛盾的动物。人总是可以找到一方土地来安置自己的身体，却很难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安顿自己的心灵。
有的人深居简出，在屋檐下享受着宁静的生活；有的人在格子间里埋头苦干，为了生计或事业潜心奋斗；有的人则永远在路上，寻访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虽然许多人事实上并没能生活在最适合自己的物理环境中，但找到这样的环境总是可行的。
我们一边想要让自己的心灵走出囚笼，一边又渴望为自己的心灵找一个归宿；一边在喧闹的人群中渴望独处，一边又在孤身一人时向往他人的关注。即使我们并不了解这些欲望到底是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还是生物本能使然，我们依然愿意不加思考地跟随自己的直觉，如果没有外界限制还会在直觉的驱使下采取行动，并自以为这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基于我们少得可怜的人生经验而形成的直觉根本不能解决这些矛盾，所以我们总是生活在矛盾之中。
二 未开化的群众是最反动的力量
在各种意识形态中，一般认为群众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
群众，或者说未开化的群众，往往是社会中最反动的力量。
他们极其善于群情激奋地将无辜之人审判为为十恶不赦的罪犯，而让真正的有罪之人逍遥法外；他们极其善于将变革者批判为大逆不道的异端，而让那些奸佞小人与野心家高居庙堂继续暴殄天物；他们极其善于想象出某种高尚的特质安插在一个名人身上，并不断地为他杜撰出各种高尚的事迹，通过道听途说越传越真、越传越高尚，最终实现集体的自我感动；他们极其善于虚构出一个不存在的敌人，这个敌人极其危险、极其狡猾、极其强大，以至于他们必须自愿地、主动地、无条件地、无底线地承受诸多苦难才能将他击败；即使人云亦云地投身于变革者的队伍，他们也极其善于打着正义、自由、平等的旗号行蝇营狗苟之事，用最卑鄙、最暴力的方式发泄自己内心中破坏性的欲望，成全自己的利欲、权欲、色欲和可怜的虚荣心——他们参与变革除了为自己牟利，再没有什么高尚的目的了。
相比较而言，群众不太愿意去主动争取一件自己从未得到过的事物，相反，他们更愿意守护那些自己已经得到或者曾经得到过的事物。因此，群众推动历史的进步，不是必然地、主动地去追求一件未曾拥有过的事物（诸如人身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民主、法治、正义），而是在偶然间短暂地得到这些事物之后，便不再愿意失去他们，因而能够努力地去守护。
这也就是群众更容易在乱世中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的原因，因为乱世给了所有人更多的可能性，给了所有人比较不同路线、不同制度、不同思想的机会，也正是这种混乱迫使所有人都无法逃避那些他们并不感兴趣的宏大政治问题，否则他们便难以生存。
纵观古今，各种政治运动，从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到法西斯主义的猖獗肆虐，再到一盘散沙的国际共运，再到当今社会的种族平等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派系斗争云云，无一不是如此。
尽管不愿意面对，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单靠一群乌合之众，不可能组织起可持续的变革力量。任何社会进步，无论是全面的还是局部的，都需要多方面的参与，尤其需要先锋，需要英雄，需要精英，需要知识分子，甚至需要殉道者，还需要为社会注入更多的“随机性”。
三 保护动物，还是保护你的伪善？
人们公认，虐猫、虐狗，是比较血腥且没有必要的行为。这一点我也是认同的。
那如果虐一只老鼠呢？墙角的灭鼠毒饵站里放着对于老鼠来说致命的毒药，你是否认为无知而可爱的老鼠不应该遭此对待？
虐一只蟑螂呢？当一只蟑螂在客厅里爬行时，你是否会拒绝虐待蟑螂，放下手中的拖鞋，将其放生？
虐一只蚂蚁呢？路边的一个小孩正在拿放大镜烧蚂蚁，你是否会用对待虐猫者、虐狗者时气势汹汹的态度去攻击这个小孩？
虐一只草履虫呢？虐一个单细胞呢？你每走一步路就碾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微生物，它们的外皮被你的鞋底反复摩擦，它们的体液在你的碾压下四处飞溅，他们只是没有办法发出痛苦的呻吟……
动物的生命应当和人的生命平等对待，是吗？如果是，那么在地震洪水发生之后，即使是寺庙里信奉不可杀生的和尚也自发地操起屠刀，杀鸡宰羊侍奉灾民中的临盆产妇，这是不是一种对禽类动物的歧视与谋杀呢？这些和尚是不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宗教道德上的谴责呢？
我们退一步讲，那些宠物类的动物值得与人类平等对待，是吗？如果是，那么有些人喜欢养蛇，有些人喜欢养熊，有些人喜欢养蛐蛐，还有些人喜欢养奇奇怪怪的动物作为宠物，假设有人虐蛇、虐熊、虐蛐蛐，那些“爱狗人士”和“爱猫人士”是否会与“爱蛇人士”“爱熊人士”产生强烈的共情呢？
我们再退一步讲，那些十分可爱、能给人类提供精神慰藉、精神陪伴或者提供生产力（如导盲）的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值得与人类平等对待，是吗？如果是，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以爱护动物的美德为目的的道德主义，还是以保护人类精神利益、保护私有与公有财产、保护社会生产力为目的的功利主义？
假设将其视为一种功利主义，那么通过维护动物权益所带来的社会利益，是否足以弥补为此而付出的社会成本（这包括立法、司法、监管的诸多成本，以及为了维护动物权益而占用公共资源导致的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损失）？
假如将其视为一种道德主义，那么假如一只公狗强奸了一只母狗，我们是否应该以强奸罪论处？假如铲屎官未经猫的允许，给宠物猫做绝育手术，这是不是剥夺了猫的生育权？难道狗和猫的生命健康权值得被保护，他们的性权利就不值得被保护吗？
那些被称为“猫奴”“狗奴”的人，不愿意去指责屠杀鸡鸭的和尚，不愿意去指责虐蛇、虐蛐蛐的人，仅仅是因为发出这样声音的人实在太少，他们即使发出这样的声音也得不到足够多的认同，无法形成小圈子内的群体狂欢。
于是他们就只能怀揣着那种朴素到堪称庸俗的正义观，在社交媒体上随着主流舆论伺机而动，时不时随着大伙儿一起义愤填膺地谴责虐猫虐狗行径，以便在圈外人面前塑造起自己“爱护动物”“有爱心”甚至是“品德高尚”的人设。
他们不爱护动物。他们爱护的只是自己的虚荣和伪善。
四 知识分子和当官的
可悲的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能当官；
更可悲的是，每一个当官的都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
五 产业结构视角下的东西方历史发展
相比于古代西方，古代中国的产业结构更为单一，农业尤其是种植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产业结构的单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的单一性。很多人用当今社会“产业结构应该多元”的价值观去批判古代中国产业结构的单一性，认为这种单一性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这其实是不合适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单一性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特殊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单一的产业结构或许反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自由流动的人口、具体细致的社会分工、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想以及过度繁荣的商业贸易，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一统的人口大国而言，不但不是有益的，反而可能是有害的甚至致命的。以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在封建社会比较符合生产力水平，它有利于扩大人口基数，有利于实现文化的辐射性传播，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正是因为这种适应性，封建时代的中国是繁荣昌盛以至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的。
古代西方的产业结构相对而言没有这么单一，畜牧业、手工业、流通业、金融业等产业得到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这种投入自然也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对种植业的疏忽，以至于西方经济的发展很难有一个如中国一般坚实的农业基础。
这种产业结构的多样性虽然导致古代西方的生产力暂时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但是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多元化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高度单一的产业结构由蜜糖演变为砒霜，而西方长期积累的多样性（无论是产业上的还是思想上的）最终在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逐渐发挥作用，使得西方世界逐步赶超东方。
我想我们应该庆幸，亚欧大陆足够大，我们历史中的人类社会依然具有东西方这两种文明模式，依然具有这种多样性，并且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启迪。我们能够在以前世界很大时轮流保管文明的火种，也能够在现在世界逐渐变小的时候共享文明的红利。假想在另一颗星球上生活着的外星人全部都只采用其中的一种模式，那么这个文明遇到发展的瓶颈期而需要探索新的文明模式时，肯定是极度迷茫而痛苦的。
六 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问题
量变什么时候引起质变？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是否每一个质变都存在某个具体的、可以用数量描述的临界点？这个问题往往会引起很多争论。
在提出我自己的回答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邓小平同志有一次下乡考察，见到一户人家偌大的院子里只养了两只鸡。邓小平很疑惑，问农民为什么只养两只鸡。农民回答说：“国家有规定，养两只鸡是社会主义，养三只鸡就是资本主义了。”
我相信各位读者此时的想法与邓小平一样，都认为这种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式是非常武断且荒谬的。
我们直观地认为，一户人家养两只鸡、三只鸡或几十只鸡，甚至偶尔请邻居来帮忙养鸡并给一点报酬，都谈不上资本主义，而且养鸡的数量越多越能彰显生产力水平和幸福程度。但是如果一个家庭养了一百万只鸡，还雇佣了一大群工人以极低的工资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帮助他们养鸡，从而实现了巨额的利润，我们可以直观地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这一家人都是畜牧业资本家。
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小偷偷了4999元，不算“数额巨大”，再偷0.9元也不算数额巨大，即使再偷0.09元也依然不算数额巨大。但当他偷到5000元的时候，就达到了刑法中“数额巨大”的标准，其量刑就会完全不同。这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数额巨大”其实只是国家机关为了方便审判，根据社会经济状况而人为规定的一个临界点。如果刑法被废除，人们依然会为了“什么才是数额巨大”这个问题吵个不停。
一家人养多少只鸡、雇佣多少个工人才算资本主义？一个社会需要有多少台蒸汽机才算进入“蒸汽时代”？一个国家需要有多大的领土、多少人口、多强的国际影响力才能称为“超级大国”？一所大学需要有多少篇SCI、多少个诺贝尔奖、多少个知名校友才能被称为世界顶尖？
相比而言，自然科学领域的质变问题处理起来就方便地多。一个数从 开始增加，增加到多少才从“小于100的数”变为“大于100的数”？答案很显然是100。
当问题牵扯到社会领域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以至于理性地寻找一个“质变的临界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方便行事，使用权威的力量人为规定一个比较合理的临界点，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