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发现我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忘掉一些幼年的事情。我觉得在我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之前，我有必要抓紧时间把它们记录下来。
那时的我不知道，人们把这种思考称为哲学思考。我只是把这些思考当做一种有趣的思维游戏，并乐此不疲地反复演绎，享受乐趣的同时还能够彰显我的聪明才智。
我的第一段记忆
大概在我2岁多的时候，一天晚上睡觉前，我侧躺着，我的母亲也侧躺着，我们俩面对面。我看着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看着我。
我的母亲突然说了一句：“你就这样看着我啊？”
我把目光聚焦到她的眼球上。从她的眼睛中，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像。
就是那一瞬间，就在那一瞬间，我的大脑突然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就好像我突然多了一个器官一样，就好像我之前从来没有活过，而是从那一瞬间我才开始活一样。
那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段记忆，在此之前的记忆已经全部遗失，在此之后的幼年记忆也参差不齐。
在那之前，我也照过镜子，看懂了镜子中我自己的像，甚至学会了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衣领，所以从母亲的眼中看到自己应该不是什么怪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一下子记住这个非常平凡甚至堪称无聊的瞬间。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瞬间之后我进行了一些全新的思考。
母亲说完这句话后，我没有回答，反而开始审视这句话。
“你就这样看着我啊？”
这是一句并没有传达太多有价值的信息的话。但是我的关注点却非常奇怪。
我关注的是“我”这个字。我围绕着“我”这个概念，产生了一大堆的疑问。
我？
什么是我？
我是什么？
我是谁？
为什么我是我？（用今天的语言详细阐述，这句话是想问：为什么我被他们称作他们的孩子？）
为什么我是我？（用今天的语言详细阐述，这句话是想问：为什么我能够操控这幅躯体，并使用安装在脸部的一双眼睛看到世界上的一切？）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这些东西都是为什么？（用今天的语言详细阐述，这句话是想问：宇宙中的事物为什么要存在？或：宇宙是怎么来的？）
我要干什么？
为什么我要去干一些事情？（用今天的语言详细阐述，这句话是想问：为什么人的一生需要有所作为？）
……
我就这么躺在床上，脑海中一直提问，但丝毫无法得到解答，直到最后困得不行了才睡着。
第二天醒来后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但是这些问题日后还在我的生活中多次出现，我在饭桌上思考，我在阳台上思考，我在上厕所时思考，我在病床上思考。直到今天我依然在思考。
这些思考是如此的频繁，以至于我目前留存的从2岁到3岁之间这段时间的所有记忆片段，都是我在某个情境下思考这些问题。
直到我3岁生日那一天，家人给我准备了一个漂亮的生日蛋糕，我才能够记住日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而不再只局限于这种宏大问题的思索。
因此，可以说，我人生中最早的那几十个记忆片段，全部是哲学思考的过程。
我对时间的体验
和很多小孩一样，我对时间的体验是从一个钟开始的。
大概是我三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母亲买菜回来，带给我一个小石英钟。
她的目的是教我认识时间，以后我与她形成约定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我教你啊：这个最粗、最短是时针，这个是分针，这个最长、最细是秒针。”
我很快学会了从表盘上读时间，学会了怎么调时钟，还学会了如果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我应该怎样安排时间。
之后的有一天的下午，我的母亲出去买菜。我一个人待在家中，端着那个钟，盯着表盘上的秒针一点点地走着。我把钟放到耳边，听见秒针跳动时那种“哒、哒、哒”的声音。
我看见一只麻雀停在窗台上，过了大约一分钟，它飞走了，并且不再回来。
那一刻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只麻雀，只属于刚刚的那一分钟，它只会在刚刚那一分钟内停在窗台上，其他时间内它必然不在窗台上。
我想让那只麻雀飞回来，于是我拨动钟表后面的旋钮，让分针往回走一点。但是，麻雀没有回来。
我为此沮丧了好一阵。但不久后更多事实向我证明了：时间是不可逆的，人无法直接控制时间。
我非常喜欢三根针重合在一起的样子，在幼年的我看来，这是一种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不知道多少次抱着钟乱调一通。可是我无奈地发现：我可以调动时针和分针，但是无法调动秒针。
我问我的父母：“秒针怎么调？”
我的父母和那个钟的设计师想到一块去了。他们认为调秒针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需要如此精确的时间，因此家用的钟无法调整秒针。
我看着那根秒针一直不断地顺时针转动，心里愈发气愤，以至于等到秒针指向12的时候，立刻卸下电池，让那根可恶的秒针永远停在那个位置，然后去调整时针和分针，使得三根针重合。
但这样的美很快就不能满足我，当我安装上电池，秒针继续走动，偏离另外两根针的时候，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席卷而来。
慢慢地我又意识到：时间流逝的的进程无法停止。
之后我又和我的钟玩起了另一种游戏：我希望抢在秒针跳到下一个位置之前，比它快一步地做出某个动作（比如拍手）。我先拍手，然后秒针才跳动，这令我十分欣喜，因为我觉得自己战胜了时间。
很快我的这种喜悦便消失了。在随着父母走亲访友的时候，一户亲戚家的墙上挂着一面不一样的石英钟——它的秒针并不是一跳一跳的，而是平滑连续旋转的。无论如何我都找不到一个空裆能够抢在秒针之前拍手。
那一刻我茅塞顿开，对时间形成了新的认知。这种认知，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表述，但今天我可以将当时的那种认知描述出来，那就是：时间不是离散的，而是连续的。
这些对时间的认知，对于我认识世界的态度和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幼年时的形而上学
从我开始问“我是谁？”的时候，我对于世界本原的认知就在不断改变，并且经历了几个阶段。
世界的本原是床
我喜欢在床上打滚，因为这样做会让我非常舒服。
我喜欢在地板上打滚，虽然地面没有床舒服，但是比床宽广的多。
我也喜欢在阳台上打滚，因为阳台很长，从一端滚到另一端可以滚得很尽兴。
我逛街的时候也想过，大街这么大，我应该可以一直滚下去吧？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实践过。
于是我得出结论：世界是一张大床，一切放在上面的物体都是大床上的小床，一切物体都可以被当做床，所以，世界的本原是床。
世界的本原是冰淇淋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不太敢给我吃冰淇淋。也许之前吃过，但我不记得了。
大概是3岁多的那年夏天，我吃到了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冰淇淋。那种甜蜜、粘稠、冰凉的感觉，让我感受到一种极致的美好。
但是因为年龄太小，父母还是不敢让我吃得太多。我想吃却吃不到，怎么办呢？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冰淇淋的制造方法，但我相信了一种奇怪的信念：米饭是白花花的，很像奶油，虽然口感不一样，但是如果我把米饭吃下去，它在我的肚子里会变成冰淇淋的。
我把这一思维方式推而广之。木头做的桌椅板凳、混凝土做的楼房、钢铁做的汽车甚至是天上的太阳，总之——世间的一切事物，一定有某种方法，把他们全都加工成冰淇淋。这样的话我就有吃不完的冰淇淋。如果冰淇淋真的吃不完了，怎么办呢？一定有一种办法，把冰淇淋变成我需要的其他东西。
于是我得出结论：世界的本原是冰淇淋，一切事物都可以加工成冰淇淋，而冰淇淋也可以加工成其他一切事物。
世界的本原是我 / 我就是上帝
在冰淇淋之后，我还发明了“世界的本原是薯条”、“世界的本原是可乐”、“世界的本原是火腿肠”等一系列“美食主义”哲学。但苦于我迟迟未能研究出一种将砖头变成冰淇淋、薯条、可乐、火腿肠的加工方法，我对美食主义产生了怀疑。
我居住的地方多雷暴天气。打雷的时候，我的父母叫我捂住耳朵。我发现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只要捂住耳朵，雷声就会变小；只要闭上眼睛，闪电就会消失。
我有一段时间经常挨父母的打。他们打起我来就没完，以至于我的屁股有时都麻木了。我惊奇地发现，如果我不去特别关注屁股，我的屁股似乎就不那么痛了。
当时流行一种游戏叫做“123木头人”。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其他玩家可以偷偷摸摸地一步步向我走来；而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必须保持不动，否则就输掉了游戏。这个游戏给我了一种对其他人的掌控感，我似乎是有神力的，可以主宰其他小朋友的行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其实是不是神力，而是权力，是玩家公认的一种社会契约）
于是我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论是人、物体、感觉还是信念，都是我创造的；只要我想让他们消失他们就会消失，我想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如果我没做到，那只是因为我的信念不够坚定、欲望不够强烈。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目的，这个世界为我而存在，一切的人、一切的物最终都是服务于我的。我的意志就是世界的意志，我就是宇宙的神。
这种世界观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我抛弃了，因为我发现，无论我怎样努力地在心中命令我的父母不要打我，我还是免不了一顿暴打。实践证明，我不是上帝。
世界的本原是字
我学说话、识字很早，而且比同龄的孩子快得多。按照我母亲的说法，我三岁半就认识一千多个字，能背诵几十首唐诗。这种对语言的掌握使得我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
我之所以能如此快地识字，是因为当时我发明了一种好用的记字方法，那就是把字形和字义通过想象联系在一起。
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笑”这个字，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人正在笑的表情，笑得双眼挤眯起来，双臂舒展开四处摇摆，双腿也在愉快地狂奔。“哭”这个字，看上去似乎真的是在流泪，一双眼睛扭曲成痛苦的方形，一颗泪珠挂在鼻梁和脸颊之间。“强”这个字，横平竖直，没有撇、捺等弯曲的笔画，显得刚毅而充满战斗力。“弱”这字，像两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玩自己的手指头。
在成年人看来，我跟他们讲“你们看，‘笑’这个字真的在笑啊！”，他们并不能够理解，但在当时的我看来，每一个字都是有灵魂的，他们的灵魂就是这个字的含义，并且他们满足“相由心生”，外表长得就很能够传达他们的含义。
当我用手指着一个物体，并这个物体的名字脱口而出时，我会得到大人们的认可和嘉奖。我乐此不疲地玩这种指代游戏，期待着大人们欣赏的目光，并在大人的纠正下更改那些错误的呼喊，我的语言体系也越来越完善。
有灵魂、有生命、有含义的汉字逐渐成为我世界的中心，我也发明了一些原始的语言学知识：词语本身和词语所指代的那个物品并不等价，两者之间本来是没有关联的，但是词语本身就是可以指代那个物品，这种联系是人类创造的。假如国家规定，从今天起，用“火箭”指代月球，用“鼠标”指代美利坚合众国，这是完全OK的。
于是我得出结论：世界的本原是字，因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以用某一个字或者某一个词语来指代或描述。不存在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事物，如果有，那也只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水平还没达到，说不出来而已。
世界的本原是知识与智慧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在进入幼儿园之前，我的母亲就教会了我基本的算数。
算数这门奇妙的科学令我痴迷，我发现数字比汉字更强大！似乎一切都可以用数字来进行描述和处理，我自然而然地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尽管我当时对毕达哥拉斯一无所知。
随着我学习的进一步深入，父母教会了我更多的算数技巧以及一些基本的几何学、物理学知识，我结识了更多的小朋友，学会了更多的游戏。年幼的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太大了，有那么多的东西等待着我去学习。
当我学会一种新知识的时候，往往会得到大人的表扬和嘉奖。这是我努力学习新知识的动力之一。但这种外源性的动力很快被一种内源性的动力所取代，那就是：我认为，会擦桌子的我，与不会擦桌子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当时我还发明了两句格言，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
如果我一天活下来什么都没学，那么我还是昨天的我。
哪怕是一点点小知识的掌握，也足以使得旧我变为新我。
这种观点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我疯狂地探索这个世界的新知识，渴望不断地刷新我自己。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我学会了非常多的知识，并且由于知识的丰富，我能够做出更加高质量的思考。
尽管这种观点埋下了一种隐患，那就是：我认为，掌握了更多知识的我，与没掌握这些知识的其他小朋友，已经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了，我比他们更高级，更有优越感。因此，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众人面前自命不凡。但是，我依然无法否认，这种信念对我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于是我得出结论：世界的本原是知识与智慧。一个具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是本质不同的，即使他们处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乃至于相同的躯体中。有无知识、知识的多寡，是规定不同事物的根本依据。一切事物都是由知识生成的。把握更多的知识与智慧，就是在更大程度上把握了整个世界。
结论
上面的很多结论在今天的眼光看来是极其荒谬的。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毫无价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是支撑我度过孤独的幼年时光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我没有受过任何形式化的哲学教育，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也不像今天这样深刻，我只能做出我认知范围内最美好、最能够自圆其说的思考。
这种幼稚的思考，是一种无声而有力的宣告，是一个孤独的孩子在向宇宙宣告自己的存在。
我幼年时的正义
在我被坏学生抢夺玩具之前，我就开始思考正义的问题了，这是因为我的父母经常殴打我，而我会反思他们的每次殴打是否有道理。
需要指明的是，当时的我作为一个小孩，研究殴打是否正义，最开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即我研究的目的是搞清楚怎样做才能够避免挨打。但后来，随着我体验的丰富，我发现我无论怎样做都没法避免挨打（也可能是我确实有点笨，没有找到这样的方法），我才开始用一种道德主义的观点去审视殴打行为的正义性。
还需要指明的是，我写这一段不是为了控诉我的父母给我的伤害，也不是为了批判父母打孩子的不正当性（我甚至不屑于再论证这个话题），而仅仅是为了冷静地记录，我幼年的时候是怎样看待正义的。
寻找理由
在我幼年的时候，我的母亲给我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人做一件事情是需要理由的。哪怕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干坐着，也是需要理由的。
你为什么想买这个玩具？
你为什么今天不想吃饭？
你为什么和同学打架？
你为什么还不过来帮忙？
我于是接受了这个观念，并且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之前或之后，我会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理由。正如许多孩子那样，最开始我不太善于找理由，经常找到很荒诞的理由。
“为什么你不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啊？”
“因为我喜欢吃冰淇淋。”
但随着我知识的拓展，我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执果索因、由因推果的能力越来越强大，逐渐运用得炉火纯青。这种运用给我带来许多好处，也使得我的因果观念更加强化。我相信，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在我看来，父母殴打我的这个行为也是必然有其原因的。那么我向他们问出“你们为什么要打我？”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你们为什么要打我？”
“因为你不听话。”
“为什么不听话就要挨打？”
“因为你不懂事。”
“为什么不懂事就要挨打？”
“因为父母说的话你不听。”
“为什么不听父母说的话就要挨打？”
“因为父母叫你做的事，你不但不做还反着来。”
“为什么反着来就要挨打？”
“因为你没有听我们的话。”
……
这种问题如果再多问几轮，我就又免不了一顿暴打了。
我希望知道的是，“不听话”为什么构成“挨打”的原因。
但是，我的父母没有受过逻辑训练，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给出的答案只是对“不听话”这个行为的同义反复，而非论证“不听话”构成“挨打”的原因。
我当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可惜我也没有受过逻辑训练，不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只能用苍白的语言重复我的问题，渴望从新的回答中提取出更有价值的信息。
偶尔他们也会给出新的回答。
“为什么我不听话就要挨打？”
“父母打你是为了你好。只要你听话懂事不犯错，我们是不会打你的。”
这是我最常遇到的回答。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个回答不但没有解决我的疑问（即“不听话”为什么构成“挨打”的原因），反而还让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即为什么殴打是为了我好）。
如果我继续对着这个疑问发问，大概率又是陷入一堆同义反复。为了行文方便，我在这里把同义反复的部分都删掉，只留下有价值的部分。
“为什么我不听话就要挨打？”
“我们是因为爱你才打你。其他家的小孩我们才不会管。你要理解我们的苦心。”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回答，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家长不太喜欢把“爱”这个词挂在嘴边，所以这个回答出现的频率非常低。但是在我多次的以身犯险中，这个回答还是出现了几次。
理不理解苦心我暂时按下不表。但是显然，这个回答和上面那个一样，依然没有解决我的疑问，而是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困惑：为什么因为爱我才打我？这个问题当时得不到解决。
目的和特权
“为什么我不听话就要挨打？”
“我们打你是为了让你变得更懂事。”
“懂什么事？”
“懂做人的道理。”
这总算是一个有点价值的回答了。虽然它依旧没有论证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回答将原因再次向前推了一步。帮助孩子懂得做人的道理，相当于是殴打的目的。相较于“不听话”这个行为，它更接近本质了。
这让我意识到：如果一个行为具有一个高尚的目的，那么尽管它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正确，它也会因为其代表的那个高尚目的而值得做。
用我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个观念固然是有两面性的。反面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一群狡猾的政客可以用某个高尚的理由为一场残酷的战争赋予某种正当性，尽管人民都认为战争是不对的，但是这个高尚的理由足以使得大部分民众支持这场战争。正面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以身试法，宣传新的知识与理念，挑战旧有的传统与权威，尽管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社会受到猛烈抨击，甚至为这些仁人志士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依然认为这种行为是值得做的。
我小时候没有想得这么深，但是这个观念让我第一次领悟到正义的复杂性。评价某个行为或思想是否正义，不能只看某一个方面，也不能只看它本身。
“如果你们不听话不懂事，我可以打你们吗？”
“当然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父母，是大人。”
“为什么是父母、是大人就不能打？”
“孝敬长辈，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你们的父母可以打你们吗？”
“打过。”
这一段的信息量比较大，我慢慢分析。
首先，我将“不听话就要挨打”这个准则反过来套用在我的父母身上，检查这样做是否合理。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分析，这其实是在寻找一种普遍适用的行为准则。我当时没有读过康德，仅仅是基于一种朴素的“公平”思想提出这个问题的。
我的父母点明了父母身份和大人身份的特殊性，因为有了这种特殊性，子女是不能打父母、小孩是不能打大人的，即使大人真的不听话不懂事。
我对于这种特殊性，第一感觉肯定是“凭什么！”，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我不能这么说，我需要他们解释这种特殊性的正当性来源。
父母搬出了传统文化作为证据。我当时知识面太狭窄，不知道什么是传统文化，无法对传统文化做出批判或质疑。
我在不违背传统文化的情况下，质问他们的父母是否能打他们。
父母回答“打过”，而不是“能打”。“打过”是事实判断，表示挨打是存在的，“能打”是价值判断，表示挨打是应该的。我现在可以保证，在我全部的记忆中，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的父母打他们是正当的。
我当时没有读过康德，更不理解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一时间反应不过来这个回答其实违背了普遍适用性。基于此，我关于殴打正当性的疑惑全部没有得到解决，我只能用“他们小时候也挨过打”来姑且安慰我自己，除此之外再没有更深刻的思考了。
或许在他们看来，我问的那些为什么，不是想搞清楚真相，而只是一个小孩的逃避责任、胡搅蛮缠甚至对父母的挑衅罢了。
但我对正义的思考不会就此停止。
“你爸爸我小时候，每次过年之前必挨一顿打。从学校回到家里，如果期末考试成绩不好，那我老爹就肯定要打我一顿。如果成绩还行，那我老爹就会找个机会打我一顿。反正这顿打是少不了的。按照我老爹的说法就是，不打的话这个年就过不安生。”
我小时候挨打，绝大部分情况都是有直接原因的。父母因冲动而打我、因情绪不好而打我、因婚姻矛盾而打我这些情况，虽然有，但是非常少见。由于这种行为的不正当性太过明显，以至于他们有时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也没有深入地研究这种行为。
当时的我听到我父亲讲的这段故事，归纳的结论是：父母出于教育的需要，可以殴打子女，无论有没有直接原因，这种行为都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值得肯定与推广的。简言之，世界上存在特权，一部分人拥有特权，因而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行为准则。
在此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曾经萌生过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未来我要生一个小孩，然后用我父母打我的方式去打他，把我受到的委屈和痛苦让他也原封不动地经历一次。
今天再次审视我当初的这个想法，我只感受到从头皮到脚趾的愧怍。仅仅是曾经有一瞬间萌生出这样的一个念头而根本没有尝试付诸实践，就给了我极大的负罪感。我认罪，我因为怀有这样的念头而有罪。我怀有这个念头，似乎并没有伤害或辜负任何人，但实际上我伤害和辜负的正是我自己，是那个幼小的我对巴掌和衣架的深埋心底的恐惧和无助。
表象与真相
“我们父母打完你也心疼啊！只要你听话，你也不挨打，我们也不心疼。”
“我们有时候是不得不打你，是被逼无奈了才这么做的，是你逼我们打你的。只要你不把我们逼到那个地步，我们是不会打你的。”
这两句话出现的频率相当高。
第一句话是直抒胸臆，表达了他们打完我后心中的某种感受。
第二句话是对“为什么要挨打”这个问题的另一种回答，即挨打的原因不来自于父母，父母是被逼无奈。追根溯源，我才是行为的主体，是我自己打了我自己。
当时的我并不聪明，没有办法对这些看上去十分高尚的表述作出有力的反击。但我还是看出了一些结论：一个人似乎并不总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如果是被逼着做某事的，那么原本的正义观用在这里时就需要酌情考虑。事物之间的联系不能只看表象，也不能只看直接联系，有时候间接的联系才是起决定作用的联系，罪魁祸首可能隐藏在白手套的背后。
这种“被逼打你”的观念还为我留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中，我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当其他孩子做了侵犯我利益的事情，是因为是我逼他们这么做的。坏孩子们根据我的这个特性得寸进尺，不断地欺凌我，而我的父母却要求我忍让。我照他们说的做，但依然在保持思考。终于有一天我想通了，然后在一场剧烈的校园矛盾中爆发了，最终通过思考重新建立了一套更复杂的正义观。当然，这不是本文的讲述范围。
故意与无意
还有一顿打，我至今难忘，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大概是4岁左右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我挨了一顿打。
我的父亲是主要输出力量，他停手后问我：“你哭什么？是不是不服？”
我没有听懂，也没有说话，而是继续哭。
父亲又揪住我的衣领，另一只手指着我，问我：“是不是不服？”
我当时并不明白，“服”这个字有臣服、听从、不反抗的意思。我以为“服”就是打，“不服”就是不打。我不想他再继续打下去，于是回答“不服”。
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回答令父母暴跳如雷。那天我挨打的姿势、挨打时的声音以及父母的叫骂，这些场景依然会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回，在各种不可预料的时间。在我享受美食的时候，突然这幅场景就闯入我的脑海，整个人没了食欲；在我与同伴开心地游玩时，突然这幅场景闯入我的脑海，心情立刻黯淡下去；在我在讲台上夸夸其谈时，突然这幅场景闯入我的脑海，我可能一下子就顿住，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讲什么。
这份痛苦之所以刻骨铭心，不止是因为那天父母打得格外用力，还是因为我嚎啕大哭时心中的那份不知向谁倾诉的困惑：“为什么我回答不服，还是要挨打？不服不就是不打吗？”
后来我的语文水平有所提高，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小时候父母和老师教我道歉，我学会了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像背公式一样反反复复地向他人背诵这句话。可是我并不了解，为什么要特意强调“我不是故意的”这句话，我甚至对“故意”和“无意”的含义都不理解。
可是当我挨了这顿打后，经历了被按在床上时心中那种极度的困惑、绝望和无助，我才明白为什么区分“故意”和“无意”是如此地重要。对故意的行为和无意的行为使用同样的对待，是不正义的。
这件事情也让我明白，在惩罚坏人之前，至少要让坏人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被定罪，而不是让他们一脸茫然地走向刑场。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惩戒施加的对象就不是那个有罪的意识体，该惩戒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效的。如果可以的话，还应该给他们申辩的权利。
反击的尝试
我有一次尝试反击。
大概是我5岁的时候，那一天，我的母亲因为某种原因把我暴打了一顿，然后坐在凳子上沉思。我在一旁啜泣。
我是真的不记得那天挨打的原因了，但是现在回想起事后她那种略显愧疚的神色，我推测这次殴打有一部分原因是她情绪化或冲动所致。
我当时非常气愤，非常委屈。现在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时的我为什么有勇气去尝试反击。也许是因为这顿打真的很冤吧。
我悄悄地举起另一个小凳子，站在我母亲身后，试图把小凳子砸到我母亲的背上，给她一点颜色看看，让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但是那一瞬间我愣住了。我没有下手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据我的回忆，总结如下几点：
- 我从来没有打过人，不知道下手多重才合适，也不知道打哪里才合适，我害怕失误操作给我的母亲造成过大的伤害。我的初衷是在不伤害她的情况下给她一点颜色瞧瞧，而不是报复或者蓄意地伤害。
- 我受到“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一观点的持续熏陶，认为即使我有天大的冤屈，对自己的母亲出手这种行为也是绝对不符合道义的。
- 我考虑到我的这种示威可能会遭受到母亲更强烈的反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
- 我刚刚体会完挨打的痛苦，我知道有多痛，我不太情愿将这种痛苦再施加给我的母亲，即使她确实是我痛苦的施加者。
- 如果我打下去，那么我就变成了和母亲一样的人，对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人或事进行暴力的干预，这样做不正义。
- 虽然我遭受了不正义的对待，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就能够以不正义的手段回击，这两者不构成因果关系，前者也没有为后者赋予正当性。
我举着凳子，差不多举了两分钟都没有下手，反而是在脑海中把刚刚那几个问题给想了个遍。
这时我的母亲回过头来，眼神中先是惊恐，然后是暴怒。好家伙！这小孩要造反了！随后夺去我手中的凳子，又是一顿暴打。
用今天的法律观点来看，当母亲坐在凳子上时，她对我的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我此时对她进行的攻击属于事后防卫，不具有正义性。当时的我并不了解刑法，所以没有往这个方面去想。
用今天的心理学观点来看，当时我刚挨完打，情绪激动，我举起凳子的这个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是非理性的，我并没有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来支持我去反击我的母亲。当时的我不久后也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我没有砸下去，我为此而后悔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下手的结果只会比不下手更糟糕，我只会挨一顿更狠的打，或者对母亲造成过于严重的伤害。从道德主义的角度看，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从正义观的角度，都使得我对善与正义的追求得以实现。
再反思
面对父母的暴力，我除了痛苦、无助这些情绪感受之外，还在努力的进行有价值的理性思考。父母的行为、言语和观念是我建立原始正义观的土壤。这片土壤能够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虽然受我个性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但我觉得更大程度上还是已经提前注定了的。
那个年纪我所处的环境不允许我做出更加具有突破性的正义思考。假如我一直相信“世界上存在特权”、“权力等于强力”这些不那么明智的正义观，后果或许是非常可怕的。
我很庆幸，在后来的青少年时期，我能够跳出家庭的束缚，从历史、文学、艺术和人际交往中，对传统道德、对人际关系、对法律法规、对世界上其他的正义观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才能够不断地更新对“正义”的理解，最终慢慢形成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和批判性、能够与社会主流接轨、能够与未来接轨的正义观。
一个我做了很多次的噩梦
这个噩梦我幼年时做了很多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也不知道和哲学思考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还是把它的内容贴在这里，免得以后忘干净了。
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片混沌。
然后出现了一种淡淡的灰白色气体，一瞬间笼罩了整个空间，包括我的四周。
四周的一切逐渐变得有形，我似乎身处深海，但环境比较明亮。
我似乎被一层无色的球状的膜包裹起来了，我处于球心，膜的边界距离我大概有50米。
这层膜开始流动和变色，从无色透明变为血红色，而球状的膜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圆筒，圆筒半径大约10米，长度为无穷大。
这个圆筒的内壁上有非常密集的纹理，纹理的样式有点类似于孔雀的尾巴，当然，是血红色的。纹理密集但并不是非常细致，每个单位纹理的面积也不小，否则隔着10米我就看不清了。
这个圆筒开始旋转，我看着四周的一切都旋转起来，旋转的速度并不快，但是很可怕。（形容一个速度是可怕的，确实不合适，但是我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了）
这时，我开始沿着圆筒的轴线下坠或者上升，同时感受到一种失重感。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在移动，还是圆筒在移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下坠还是在上升，因为当我朝着我的移动方向看过去时，我只看到四周的一切在相对于我后退。
我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感受到的压迫感也越来越强。
突然，我朝着轴线的尽头定睛一看，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是一片混沌，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
这种下坠感可能持续十几秒，然后镜头切到第三人称，我砸在一片漫无边际的血红色的黏稠流体海洋上，直接把海平面砸出了一个大坑，但周围的流体马上涌过来填平了这个坑。随后的我便感觉全身的肌肉都紧绷着，呼吸变得困难。
这时我一般就会醒来。
醒来时通常是一身冷汗。
我无法理解，我的大脑究竟是如何把我的所见所闻编织成这样一个奇怪的噩梦的。这到底反映了我内心深处的什么想法呢？